微观世界：医师为何要学微生物？

时间回到 1870 年普法战争，法国战败后，社会上大量涌现“改革为当务之急”的口号，《科学杂志》主任阿勒加夫（Algave）提到：“国力取决于市民的数量与体格。”言外之意，健康不仅是个人财富，还攸关国家大事，国民的健康就是国家的财富，那么，谁来维持、保护国民的健康？当时提供卫生知识、倡导健康行为的专家，即是卫生学家。

然而，当时的卫生学并不是现在所言的公共卫生，而是强调包山包海都要注意的传统卫生学。疾病的发生跟风、光、热、水、土有关，生活习惯、工作、教育也不无关系，卫生建议不停地叠加、从不删减，可是，理解一切致病事物，也意味着什么都不理解，当倡议要成为卫生行动时，却显得无能为力，因为没有重点。

也就是说，传统卫生学的理论提到许多可能致病的原因，但一来显得分散没有重点，二来也无法说明，为何相同的环境有人会得病，有人却不会生病。

此时，巴斯德的微生物实验吸引了卫生学家的目光。

《巴斯德的实验室：细菌的战争与和平》是法国哲学家、社会学家拉图（Bruno Latour，1947-）的经典著作。

我们常认为实验室生产出来的科学知识是无可争议，实验室是知识的圣殿，但拉图并不这么认为，他以巴斯德的微生物实验室为例，强调区分科学与社会是没有意义的。

原本从事结晶学研究的拉图，因接触酿酒业的酵母问题，迳自离开结晶学，与化学家一同投入发酵工业，将工业、经济的问题转变为实验室的课题，巴斯德这样从 A 学科到 B 学科再到 C 学科的转变，拉图称之为横向位移。其中最为精采的便是炭疽菌的研究。

《给我一个实验室，我将举起全世界》一书提到炭疽症使得农业产值下降，是当时法国农业最为头痛的问题，也是法国政府急欲处理的传染病。在传统卫生学的理论下，需考虑影响疾病的一切变因，包括土地、风、气候、农耕系统等，因此人们认为炭疽病是由多因素共同造成，不太相信有任何单一的病因解释。

巴斯德首先是在农场边建立实验室，在嘈杂凌乱的农场里，学习农夫与兽医对炭疽热的知识，接着，他将农场的细菌带回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做大量培养，让原本肉眼看不见的细菌，成为可见可摸的菌落，不过这一步仍无法将细菌和疾病接上线。

再来，他用动物模式让炭疽菌感染动物，模拟出小规模的疾病传染，并用图表与仪器细致的控制和记录整个过程，细菌跟疾病终于产生关系了，可是这个实验终究只有研究人员看到。

因此，最后一步就是要让全国民众共同见证，他不只用白纸黑字的科学论文说服其他科学家，更将开发出的疫苗带到普仪堡的农场进行实验，邀集农夫、兽医、官员、记者、民众一同观看这实验，有注射炭疽疫苗的牛羊幸免罹病，而未注射的组别则感染炭疽病死去，透过亲眼见证或是报章杂志的报导，细菌和疾病的关系更加紧密、强大，而且不只是科学知识上的演绎，更是有社会认可的真实，微生物学知识变得无可争议。

于是乎，巴斯德透过微生物实验室做为支点，借由跟农夫、兽医，以及非人行动者炭疽菌结盟，反转原有影响力的强弱关系，调动了全世界对传染病和细菌的认知，更重要的是说服卫生学家，将他们也纳入巴斯德的网络中。

拉图以战争为比喻，卫生学家利用微生物学的证据，将敌人集中到“必经关口”（point de passage obligé，类似隘口），此时卫生学家只要集中火力便有机会由弱转强，压制传染病。另一方面，这些成为巴斯德们的卫生学家也透过科学论文向知识界施压，逼迫读者改变心中所信之事，遂此，微生物学知识也开始向医界叩关。

稍微了解欧洲医疗史的读者应该知道，内科医师与外科医师是不同的起源，内科医师来自学院的训练，掌握医学理论和药物使用知识，外科医师则起源于替人放血的俗民领域，类似理发师行会，直到十八世纪的战争中，外科医师在军医学扮演新的角色，地位才随之提升。

面对新兴的微生物学知识时，不同科别的医师团体有着相异的态度，外科医师使用了抗菌剂，使得外科手术能够触及深藏体内的脏器，特别是在军医方面，在了解巴斯德学说以后，军力迅速发展起来，可是，这一套对内科医师却不管用。

十九世纪时，医师与病人之间的密谈关系、信任是内科医师的执业重点、也是利益之所在，太偏向公共事务和生物学的微生物知识，无法吸引内科医师加入，再者，家禽家畜跟人体医学的关联不大，狂犬病虽然骇人听闻，但却是罕见的病症，而且药物还需到巴黎的巴斯德实验室才拿得到，对于内科医师而言，微生物学对他们没有用处。

然而，这群卫生学家、巴斯德们，透过实验室的技术、文本（书面或修辞）以及社会实作，影响民众对疾病的认知，也促使政府隔离受感染的病人以切断传染路径。为了迅速隔离，医师须要向政府举报他的病人被感染了，疾病不只是个人的不幸，而是对公共秩序的危害，医病的密谈关系受到冲击。

另一方面，民众接受微生物的概念，由被动变成主动，而医师为了维持病人的信任，微生物学知识成医师无可避免的新知，否则，将被视为愚昧无能。就如同战场的比喻，医师们也被集中到巴斯德们所建构之“必经关口”，就等古板的医师通过关口、拥抱微生物学、成为巴斯德们的盟友。

让医师们通过关口，不只是要造社会氛围之形势，更需要一些突破点、临门一脚。

首先是来自医师团体内部人力过剩、瓜分市场的压力，1900 年，医学工会期刊一篇征求职场拥挤的解救良方，古梵（Gouffin）医师提出以增加细菌学、拉丁语等课程来延长医师的修业年限，限制年轻同仁的数目。再者，许多医师也在出诊费里加入消毒杀菌的费用，微生物学知识成为可计价的利益。三者，白喉疫情的爆发，不只是治疗需要疫苗血清，医师最重要的工作—诊断白喉，亦须微生物实验的显微镜才能确诊。

于是乎，医师开始成为巴斯德们的盟友，接受微生物学。更有甚者，医师还仿效巴斯德们的位移弹跳，借由微生物学巩固自身的专业，排挤医疗市场上的竞争者，如药剂师、江湖郎中、修女等，也透过与卫生政策结盟，从病榻走向国家，在家庭计划与都市建议中都有一席之地。